一、莫拉维克悖论是什么?
莫拉维克悖论是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者所发现的一个和常识相左的现象。这个理念是由汉斯·莫拉维克、布鲁克斯、马文·闵斯基等人于1980年代所阐释。
二、费米悖论的9种猜想?
以下便是科学家为回答费米悖论提出的9种猜想。
1、外星人躲藏在冰下海洋中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为什么没有任何外星生命跨越星际空间,来地球打一声招呼呢?
如果想与外星人交谈,我们或许需要一些实用的破冰船。在一些冰冻星球上,外星人可能就生活在神秘的冰下海洋中。
天文学家称,在我们的太阳系中,由液态水组成的亚表面海洋在多颗卫星上存在,并且很可能在银河系中十分常见。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物理学家艾伦·斯特恩(AlanStern)认为,这些神秘的水世界可能为生命演化提供了完美的场所,即使这些星球表面的环境十分恶劣。他说:“撞击和太阳耀斑,附近的超新星爆发,以及所处的轨道,是否拥有磁层,还有是否存在有毒的大气层,所有这些对于地下的生命来说都无关紧要。”
对外星人来说或许很不错,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望远镜的观察来发现它们。能期待它们联系我们吗?想多了……斯特恩说,这些生命所处的地方太深,我们甚至不能期待它们知道天空和宇宙的存在。
2、外星人受困于“超级地球”
在一些冰冻星球上,外星人可能就生活在神秘的冰下海洋中。
在天文学上,“超级地球”指的是一类质量约为地球2.5到10倍的行星。研究显示,这类行星中有许多具有液态水存在的合适条件。这意味着,外星生命也可能在宇宙中众多超级地球上不断演化。
遗憾的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与这些外星人见面。根据2018年4月的一项研究,当一颗行星质量为地球的10倍时,其重力也将是地球重力的2.4倍——克服这一重力并完成火箭发射和太空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质量更大的行星上,太空飞行的成本将以指数形式增加,”研究作者、德国宗涅贝格天文台的研究者迈克尔·希普克(Michael Hippke)说,“(这些外星人)在某种程度上被关押在自己的星球上。”
3、我们找错地方了(因为所有外星人都是机器人)
克服超级地球的重力并完成火箭发射和太空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类在1900年左右发明了无线电接收机,而第一台计算机出现于1945年,如今大规模生产的手持设备已经能进行每秒数十亿次的计算。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可能就在眼前,而未来学家塞斯·肖斯塔克(SethShostak)表示,这已经足以称为我们搜寻智能外星人的理由。简单地说,我们应该寻找的是机器人,而不是小绿人。
“任何发明了无线电,使我们能在未来几个世纪内听到他们的(外星人)社会,肯定已经发明了他们的接替者,”肖斯塔克在2016年于旧金山举行的Dent:Space会议上说,“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接替者其实是机器。”
肖斯塔克称,一个真正先进的外星人社会可能完全由超级智能机器人组成,我们对外星人的搜寻应该考虑这一点。与其把我们的资源放在寻找其他适居行星,或许更应该寻找那些对机器人有吸引力的地方。比如有大量能源的地方,如星系中心。“我们在寻找与自己相似的生命,”肖斯塔克说,“但我不知道宇宙中大多数的智慧生命是不是这样。”
4、我们已经找到了外星人(但由于分心而没有意识到)
如果我们不学会扩大参考框架,我们可能就会错过近在眼前的外星智慧生命。
感谢流行文化,“外星人”这个词可能会让你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幽灵般的大秃头形象。对好莱坞来说这很好,但今年早些时候,西班牙的一支心理学家团队指出,这些先入为主的E。T。形象或许会妨碍我们搜寻外星人。
在一项小型研究中,研究人员请137人查看其他行星的图片,并在图片中寻找外形结构的迹象。有几张图片中隐藏了一个穿着大猩猩外套的小人。在寻找符合自己想象的外星人形象时,只有30%的参与者注意到了这个小人。
研究人员写道,在真实情况下,外星人可能并不像类人猿;他们甚至可能无法被光和声波探测到。那么,这项研究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基本上,我们自己的想象和注意力限制了我们对外星人的搜索。如果我们不学会扩大参考框架,我们可能就会错过近在眼前的外星智慧生命。
5、人类将杀死所有外星人(或者已经杀死了)
高度发达的文明或许不会有意识地消灭其他生命形式,但最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
我们越接近找到外星人,他们就越接近被我们毁灭。理论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别列津(Alexander Berezin)说,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任何能在母恒星系以外探索的文明,肯定都走在无限制增长和扩张的道路上。正如我们在地球上所知的那样,这种扩张往往以较小的、挡在路上的生物为代价。别列津说,当我们最终遇到外星生命(假设我们真的注意到了)时,这种“以我为先”的思维方式很可能还大行其道。
“如果达到星际旅行能力的第一批生命为了自己的扩张,必须清除所有竞争对手,那该怎么办?”别列津在今年三月发表于预印本网站arXiv.org上的文章中写道,“我并不是说高度发达的文明会有意识地消灭其他生命形式。最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就像建筑工人在建造房屋时摧毁蚁丘一样,他们缺乏保护它的动力。”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是推土机还是蚁丘还有待观察。
6、外星人引发了气候变化(并因此灭亡)
当人口消耗资源的速度超过行星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时,灾难就不远了。
当人口消耗资源的速度超过行星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时,灾难就不远了。我们从地球上正在上演的气候变化危机中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有没有可能一个先进的,过分耗能的外星人社会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根据天体物理学家亚当·弗兰克(AdamFrank)的说法,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极有可能。今年早些时候,弗兰克运行了一系列数学模型,模拟一个假想的外星文明如何随行星资源转化为能源而兴起和衰落。坏消息是,在四个场景中,有三个出现了社会崩溃,大多数人口死亡。只有当外星社会很早就遇到问题,然后迅速转向可持续能源时,才能最终幸免于难。这意味着,如果外星人存在,那他们在遇见我们之前就自毁星球的可能性很大。
“在宇宙空间和时间上,都会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前者能设法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找出解决方法,后者则无法团结行动,他们的文明也会跌倒在路旁,”弗兰克说,“问题是,我们想要成为哪一类?”
7、外星人演化得不够快(然后就死了)
生命可能在宇宙中很罕见的原因,不是因为很难开始,而是因为在第一个十亿年中很难维持可生存的环境。
这个理由又是属于“外星人已经死掉”的范畴。宇宙中可能充满了适宜居住的行星,但这并不能保证它们存在的时间足够让生命演化。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类似地球这样潮湿的岩石行星在形成初期非常不稳定;如果任何外星生命想要在这样的星球上演化,那它们只有很有限的窗口期(大约几亿年)来发展自己。
“在早期的热脉冲、冰冻、挥发性物质变动和(温室气体)逃逸等条件下,在一颗处于适居带的潮湿岩石行星上维持生命可能就像试图骑在野牛背上一样——大多数生命都会失败,”研究作者写道,“生命可能在宇宙中很罕见的原因,不是因为很难开始,而是因为在第一个十亿年中很难维持可生存的环境。”
8、暗能量将我们分离
为了跟上暗能量的脚步,我们必须在暗能量使其他星系远离我们之前,尽可能地扩张我们的文明。
宇宙正在扩张。速度很慢但毫无疑问,各个星系正在互相远离,遥远的恒星在我们看来将越来越暗淡。这一切都归结于一种神秘无形物质的拉动,科学家称之为暗能量。科学家推测,在未来几万亿年后,暗能量将使宇宙伸展到地球人无法看到最邻近星系以外其他星系亮光的程度。这是个可怕的概念:如果我们在此之前无法尽可能地探索宇宙,那可能就永远没机会做这样的调查了。
美国费米国立加速器实验室的天体物理学家达恩·奥佩尔(DanHooper)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恒星不仅会变得无法观察,而且会完全无法接近。”这意味着我们在寻找和遇见任何外星人问题上有着严格的截止日期。为了跟上暗能量的脚步,我们必须在其他星系远离我们之前,尽可能地扩张我们的文明。
9、想不到吧!我们其实就是外星人
目前还没有真正支持泛种论假说的证据。
走出家门,你就会看到很多外星人。送包裹的快递员?外星人;隔壁邻居?吵闹的外星人;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外星人,都是外星人。
三、世界著名十大悖论?
悖论,指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之结论,但表面上又能自圆其说的命题或理论体系。悖论的出现往往是因为人们对某些概念的理解认识不够深刻正确所致。 这里搜集了一些在思想史上比较著名的十大悖论,供读者思考。
(一)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
“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
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等的不道德。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许多哲学家都用电车难题作为例子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状况经常强迫一个人违背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还存在着没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况。
(二)空地上的奶牛(The Cow in the field)
认知论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实验就是“空地上的奶牛”。它描述的是,一个农民担心自己的获奖的奶牛走丢了。这时送奶工到了农场,他告诉农民不要担心,因为他看到那头奶牛在附件的一块空地上。虽然农民很相信送奶工,但他还是亲自看了看,他看到了熟悉的黑白相间的形状并感到很满意。过了一会,送奶工到那块空地上再次确认。那头奶牛确实在那,但它躲在树林里,而且空地上还有一大张黑白相间的纸缠在树上,很明显,农民把这张纸错当成自己的奶牛了。问题是出现了,虽然奶牛一直都在空地上,但农民说自己知道奶牛在空地上时是否正确?
空地上的奶牛最初是被Edmund Gettier用来批判主流上作为知识的定义的JTB(justified true belief)理论,即当人们相信一件事时,它就成为了知识;这件事在事实上是真的,并且人们有可以验证的理由相信它。在这个实验中,农民相信奶牛在空地上,且被送奶工的证词和他自己对于空地上的黑白相间物的观察所证实。而且经过送奶工后来的证实,这件事也是真实的。尽管如此,农民并没有真正的知道奶牛在那儿,因为他认为奶牛在那儿的推导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的。Gettier利用这个实验和其他一些例子,解释了将知识定义为JTB的理论需要修正。
(三)定时炸弹(The Ticking Time Bomb)
如果你关注近几年的政治时事,或者看过动作电影,那么你对于“定时炸弹”思想实验肯定很熟悉。它要求你想象一个炸弹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在你的城市中,并且爆炸的倒计时马上就到零了。在羁押中有一个知情者,他知道炸弹的埋藏点。你是否会使用酷刑来获取情报?
与电车难题类似,定时炸弹情景也是强迫一个人从两个不道德行径中选择的伦理问题。它一般被用作对那些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酷刑的反驳。它也被用作在极端形势下法律——就像美国的严禁虐囚的法律——可以被放在第二位的例子。归功于像《24小时》的电视节目和各种政治辩论,定时炸弹情景已成为最常引用的思想实验之一。今年早些时候,一份英国报纸提出了更为极端的看法。这份报纸提议说,如果那个恐怖分子对酷刑毫无反应,那么当局者是否愿意拷打他的妻子儿女来获取情报。
有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故事:
一个朋友是相当一级的领导。一次他办理一个绑架小女孩的案件,罪犯送来小女孩的手指勒索钱财——影视剧中常见的情节。不过下面的故事却很不常见。罪犯约定了无论钱是不是到手都要撕票,罪犯A去取钱,如果罪犯A在22时不回来集合,其他罪犯就撕票潜逃。
朋友只好把A抓回来——让他拿钱回去就等于害死了小女孩。问题是时间紧迫,A这小子是知道一点法律的,他认定说不说都是死刑,不如不说,说不定找不到证据,还能留条活路。所以审讯室里出现了奇怪的场景:审讯员手脚冰凉、头顶冒汗,罪犯却神态自若,从容以对,时不时地露出狰狞的奸笑。
时间在流逝,每一秒钟都生死攸关。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朋友打法其他人离开,独自负责审讯,并且声明有其个人对结果负责。
朋友拎出一把菜刀,按住A的一个手指,微笑着说:“我只问你一遍:小女孩关在哪里?”
A显然对这种威胁不屑一顾:“我真的不知道你问什么。”
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一根手指掉在地上。
在A的鬼嚎声中,朋友按住他的另一根手指,仍然微笑着说:“我只问你一遍:小女孩关在哪里?”
A这一次没有回答。
咔嚓一声,手起刀落,地上现在有了两根手指。
没有等到朋友按住他的第三根手指,A交代了小女孩关押的位置。
小女孩解救出来以后,朋友用一个塑料袋装着菜刀和手指,到检察院投案自首:“我刑讯逼供,我来投案自首。”
事情的发展更加富有戏剧性。朋友的行为显然违法,显然构成犯罪,但是检察院就是不立案,说这行为有紧急避险的性质,最终定性还要研究,就是不给文字结论。公安局也不给他停职,说这是检察院的事儿,检察院没有结论,我们不好说什么。法院不闻不问,检察院没有起诉,我们根本不知道。就连无孔不入的律师也对这事儿只字不提,甚至A自己都认为这是合理的,既然没人提,他干脆就不承认被人剁了手指,法庭上他说他因为干了这事儿后悔,自己剁的。甚至恬不知耻地说是他主动交代小孩的关押地点,主动配合公安解救了小女孩,有重大立功表现,要求给条生路。
生路是没有,A很快就毙了。朋友的行为成了我们酒后谈论的英雄壮举,朋友自己的话,是这个故事最好的注脚:“即使是法律,也不能蒙蔽我的良心。”
我们不反对罗尔斯,也很欣赏程序正义。我们自愿遵守法律程序,我们对正当的程序表示真心的尊重,但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永远是心灵深处的道德法则!当程序正义或者其他任何正义与我们心灵深处的道德法则发生冲突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捍卫道德的尊严;同时,一个理性的人不应当伤害程序的正义,我的朋友和苏格拉底一起做出了表率:我不逃避、不隐瞒、不后悔、不改变,我自愿接受程序的处罚。我用行动维护道德的尊严,同时甘愿用一个人的苦难维护程序的尊严。
(四)爱因斯坦的光线(Einstein’s Light Beam)
爱因斯坦著名的狭义相对论是受启于他16岁做的思想实验。在他的自传中,爱因斯坦回忆道他当时幻想在宇宙中追寻一道光线。他推理说,如果他能够以光速在光线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光线成为“在空间上不断振荡但停滞不前的电磁场”。对于爱因斯坦,这个思想实验证明了对于这个虚拟的观察者,所有的物理定律应该和一个相对于地球静止的观察者观察到的一样。
事实上,没人确切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科学家一直都在争论一个如此简单的思想实验是如此帮助爱因斯坦完成到狭义相对论这如此巨大的飞跃的。在当时,这个实验中的想法与现在已被抛弃的“以太”理论相违背。但他经过了好多年才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
假如爱因斯坦以光速旅行,他会看到什么呢?
他什么都看不见。因为这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时间不再流动。他的手表、电子钟、机械中一起停止运转,不是因为出了故障,而是时间在这里静止了。爱因斯坦的一根头发变得比泰山重得多。不过也不用过于担心,一根头发想压死爱因斯坦也做不到——压死他需要时间,但是这里没有时间。我们站在地球上看着爱因斯坦以光速旅行一年,但是爱因斯坦却没有经历这一年,开始和结束都在同一时刻,这中间时间丝毫没有流动,丝毫没有变化;这中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没有任何运动和变化,他当然也不曾在这期间“看见”任何东西。
(五)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
最为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载。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哲学家Thomas Hobbes后来对此进来了延伸,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
对于哲学家,特修斯之船被用来研究身份的本质。特别是讨论一个物体是否仅仅等于其组成部件之和。一个更现代的例子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乐队,直到某一阶段乐队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原始成员。这个问题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对于企业,在不断并购和更换东家后仍然保持原来的名字。对于人体,人体不间断的进行着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迫人们去反思身份仅仅局限在实际物体和现象中这一常识。
(六)伽利略的重力实验(Galieo's Gravity E)
为了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速度取决于物体的质量的理论,伽利略构造了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如果一个轻的物体和一个重的物体绑在一起然后从塔上丢下来,那么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快,两个物体之间的绳子会被拉直。这时轻的物体对重物会产生一个阻力,使得下落速度变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两个物体绑在一起以后的质量应该比任意一个单独的物体都大,那么整个系统下落的速度应该最快。这个矛盾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错误的。
(七)猴子和打字机(Monkeys and Typewriters)
另一个在流行文化中占了很大分量的思想实验是“无限猴子定理”,也叫做“猴子和打字机”实验。定理的内容是,如果无数多的猴子在无数多的打字机上随机的打字,并持续无限久的时间,那么在某个时候,它们必然会打出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猴子和打字机的设想在20世纪初被法国数学家Emile Borel推广,但其基本思想——无数多的人员和无数多的时间能产生任何/所有东西——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
简单来说,“猴子和打字机”定理是用来描述无限的本质的最好方法之一。人的大脑很难想象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无限猴子定理可以帮助理解这些概念可以达到的宽度。猴子能碰巧写出《哈姆雷特》这看上去似乎是违反直觉,但实际上在数学上是可以证明的。
这个定理本身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重现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某些人的尝试:2003年,一家英国动物园的科学家们“试验”了无限猴子定理,他们把一台电脑和一个键盘放进灵长类园区。可惜的是,猴子们并没有打出什么十四行诗。根据研究者,它们只打出了5页几乎完全是字母“s”的纸。
不需要无限多个猴子,不需要无限长的时间,房间里放一台打字机,然后关一只猴子进去,猴子碰巧也会跳到打字机上,碰巧也会打出几个字母,有人计算过,假以2000亿年,从概率上讲,猴子会打出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八)中文房间(The Chinese Room)
“中文房间”最早由美国哲学家John Searle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这个实验要求你想象一位只说英语的人身处一个房间之中,这间房间除了门上有一个小窗口以外,全部都是封闭的。他随身带着一本写有中文翻译程序的书。房间里还有足够的稿纸、铅笔和橱柜。写着中文的纸片通过小窗口被送入房间中。房间中的人可以使用他的书来翻译这些文字并用中文回复。虽然他完全不会中文,Searle认为通过这个过程,房间里的人可以让任何房间外的人以为他会说流利的中文。
Searle创造了“中文房间”思想实验来反驳电脑和其他人工智能能够真正思考的观点。房间里的人不会说中文;他不能够用中文思考。但因为他拥有某些特定的工具,他甚至可以让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以为他能流利的说中文。Searle认为,电脑就是这样工作的。它们无法真正的理解接收到的信息,但它们可以运行一个程序,处理信息,然后给出一个智能的印象。
机器可以有思想吗?这是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问题。图灵问:“有思想”是什么意思?我说它有思想,你不承认怎么办?我们怎么判断一台机器是不是有思想?
于是图灵设计了一个“图灵测试”,图灵认为这是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如果机器通过了这个测试,我们就应当承认它有思想。
图灵测试是这样的:把一个等待测试的计算机和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分别关在两间屋子里,然后让你提问题,你通过提问,通过分析机器和人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来想办法区分哪一个是机器,哪一个是人。如果你无法区分,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就证明这台机器和人一样具有思维,有思想——这是一台会思考的机器。
Searle用中文房间这个思想试验反击图灵——事实上这确实彻底击溃了图灵。
中文房间应当这样说才是正确的:一个不懂中文的人(西方人认为中文就像天书一样难以理解,如果他认为你的话难以理解,就会说:你说的简直就是中文!)被关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屋里有一个完整的中文对照表——任何一个中文句子都对应一个其他的句子,事实上对应的那个句子是前一个句子的答案。你可以用中文向这个人提问,问题写在一张纸条上传给这个人,这个人只要查找对照表,找到对应的中文句子传出来就行了。那么,这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确实像一个精通中文的一样回答一切中文问题,但是他丝毫不“知道”任何一句话的意思。
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了更强烈的反击:把爱因斯坦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汇编成一本书,那么你拿任何一个问题去问爱因斯坦,与翻着本书会得到同样的答案,现在我们能说这本书像爱因斯坦一样会思考吗?
(九)薛定锷的猫(Schrodinger’s Cat)
薛定锷的猫最早由物理学家薛定锷提出,是量子力学领域中的一个悖论。其内容是:一只猫、一些放射性元素和一瓶毒气一起被封闭在一个盒子里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内,放射性元素衰变的几率为50%。如果衰变,那么一个连接在盖革计数器上的锤子就会被触发,并打碎瓶子,释放毒气,杀死猫。因为这件事会否发生的概率相等,薛定锷认为在盒子被打开前,盒子中的猫被认为是既死又活的。
简而言之,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因为事件发生时不存在观察者,盒子里的猫同时存在在其所有可能的状态中(既死又活)。薛定锷最早提出这个实验是在回复一篇讨论量子态叠加的文章时。薛定锷的猫同时也说明了量子力学的理论是多么令人无法理解。这个思想实验因其复杂性而臭名昭著,同时也启发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最奇异的就属“多重世界”假说,这个假说表示有一只死猫和一只活猫,两只猫存在在不同的宇宙之中,并且永远不会有交集。
(十)缸中的大脑(Brain in a Vat)
这个思想实验涵盖了从认知学到哲学到流行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个实验的内容是:想象有一个疯狂科学家把你的大脑从你的体内取出,放在某种生命维持液体中。大脑上插着电极,电极连到一台能产生图像和感官信号的电脑上。因为你获取的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都是通过你的大脑来处理的,这台电脑就有能力模拟你的日常体验。如果这确实可能的话,你要如何来证明你周围的世界是真实的,而不是由一台电脑产生的某种模拟环境?